说起来，在如今的大清官场上，田文镜可算是已经出名。在雍正继位之处，田文镜就被雍正派到河南清查积欠亏空，而田文镜一到任之后，便实行审追之法，即把已经查出亏欠钱粮的各官员汇集到开封，然后逐一审查，并且封存其财产，用来变卖赔补。
这一番手段却是几乎将河南官员给整治得生不如死，到了今年就完全补足了布政司库的亏空，而且田文镜在在征收钱粮过程中，将收粮银柜加固封条，并下令“公同面拆，立刻发匠倾熔，正、耗两项分数解司，不得存留丝毫。”
雍正对于田文镜这样的能吏，自然是大为赞赏，可是赞赏之余，心里也明白像他这般的性子，若是放到云贵大局上，反而会出乱子。
“单就云贵大局而言，在了台陛之下，他们当中有内阁诸位大臣，也有几名大型财团商会的代表，以及新上任的大楚银监会主席施南王宁忠信，以及大楚中央银行行长邓伯然。
实际上现如今的大楚中央银行，其实就是由原先的汇通钱庄改组而成，而作为原来的钱庄主事人宁忠信，如今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宁楚的钱袋子。
作为银监会主席的宁忠信，自然也不好继续掌管中央银行，否则这个权力就着实太大了一些，就连宁忠信自己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妥，因此即便是在明面上，他也得卸去中央银行的职责，转手交给了当年跟随他许久的亲信邓伯然。
邓伯然此人作为当年的从龙老臣，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宁忠信的左膀右臂，也出了很大的力气，因此这一次改组，他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大楚第一任中央银行的行长。
此时众人站在台阶之下，听着大学士恩斯特在殿上侃侃而谈，从新发行的货币制度一直到金融方面的问题，却是听得有些头晕目眩。
“尊敬的陛下，还有诸位先生们，如今我大楚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，其关键就在于金融上的巨大潜力没有被挖掘开，因此我们如今所谓的缺钱，本质上是站在金山上哭穷，你们不知道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浪费！”
“过去的我们，没有标准的货币，没有统一的汇率，甚至都没有常规的国债发行机制！这意味着我们的生产力没有被打开，作为流通的货币，陷入了空前的通缩当中，很多地方甚至只能以物换物，这对于我们，更是一个可悲的遗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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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斯特说的一切，并不成条理，语言混乱不说，更是夹杂了许多个人的情绪在里面，因此别说那些大臣们，就连宁渝本人更是听得有些头疼。
不过有些基础的东西，他是听明白了的，那就是这个年代的中国，即便有大量的白银流入，可是依然陷入了可怕通缩当中。
所谓的通缩，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，少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，从而引起的货币升值、物价普遍持续下跌的状况。
根据宁渝的了解，明朝的灭亡跟通货紧缩本身就有很大的关系，在一条鞭法之前，各朝赋税皆以实物（布帛，粮食）为正赋，货币收入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，本质上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。
等西方的白银大量进入中国后，白银成为正赋，百姓上缴国税须事先统一兑换成白银，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，也就是从实质上确定了明朝金融的“银本位”制。
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白银作为货币，本身是用于缴赋、大宗买卖以及对外贸易，而百姓的货币流通，依然是以铜钱为主。可问题是，作为货币而言，铜钱的币值不够稳定，常常会因为兑银的比值而上下波动。
因此白银本质上不会成为日常主要流通的货币，不会导致通货紧缩。可是白银作为本位货币，中国本身又不产银的情况下，其供应量主要就是来自于对外贸易，一旦对外贸易停下，就会使得白银收紧，而相应需要更多的铜钱，来对位白银。
可问题是，中国并非产铜大国，再加上消耗量巨大，因此历朝历代都有“钱荒”一说，“比年以来，公私上下并苦乏钱，百货不通，万商束手，人情窘迫，谓之钱荒。”
可以说，交子、铁钱以及大明宝钞的出现，本质上都是为了应对大明朝缺铜的问题。
“铜场，明初，惟江西德兴、铅山。其后四川梁山，山西五台山，陕西宁羌、略阳及云南皆采……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……嘉靖、隆、万间因鼓铸，屡开云南诸处铜场，久之所获渐少。崇祯时，遂括古钱以供炉冶焉。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百姓手里的铜钱越发稀少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以及战乱时，铜钱的币值更是忽高忽低，像崇祯五年的米价是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，合白银一钱，也就是一石米一千两百文，合白银一两，跟眼下的粮价差不多。
可是到了崇祯十五年时，由于战乱的缘故，白米每石涨到了纹银五两，计钱一十二千有奇，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数学题——首先米价如果用白银算，涨了五倍，可是用铜钱算涨了足足十倍，明末银价与铜价的比值变化，正是白银进口骤减的结果。
因此，在未来金银本位与货币脱钩，本身就是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，只是这个时间会延后许久，在后世一直到20世纪下，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之后，社会才摆脱了金银本位的限制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人类使用的货币其实就是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。
当然，在这个时代，这些东西还不